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企业或者企业家对技术、人才、物料、资本等各种资源进行配置，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利润。
我们现在靠创新驱动的推进前沿的增长正在变多，靠吸收外部先进的技术实现追赶的增长仍然发挥作用。
为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提供基础和战略支撑，需要一体推进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并不矛盾。中国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开放创新制度仍需完善。
面向前沿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变大，所以我们要树立“鼓励试错”“宽容失败”的前沿创新理念。
编者按：本文作者马名杰，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本文根据马名杰于2024年11月14日在长安讲坛第420期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创新问题在我国的发展的策略和政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二十届三中全会就科学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和全面创新等都做出了重要部署。今天我主要讲与创新发展紧密关联的五个问题，同样是需要在发展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问题。因为发展环境是在一直在变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就要不断适应这种变化，更好更快地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
科学、技术和创新，严格来讲是三件事，背后有不同的规律。科学是认识自然规律的新知识、新发现。技术是把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新知识变成能够适用于改造世界的工具。创新主要是产品和服务。从形态上看，科学、技术和创新分别对应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供应源、新市场、新的企业组织方式等。
创新有不同的类型。按照对象，可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创新。按照新颖度，可分为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按照来源，可分为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其他的还有开放创新、封闭创新、合作创新、自主创新等概念。进行区分的目的，不仅是简单地描述概念，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其背后不同主体发挥的作用不一样。
比如，科学和基础研究具有公共品属性或者市场失灵，它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由于缺少市场激励，没有太多经济回报，因而市场供给严重不足。这样一个时间段，政府就要发挥作用。很多国家设有科学基金，比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在技术领域也有区分，行业共性技术和重大关键技术属于竞争前领域，不能完全由市场推动，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家和企业既可作为技术的开发者，也是技术的需求方，还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企业或者企业家对技术、人才、物料、资本等各种资源进行配置，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利润。简单来说，就是把知识、技术变成财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本职工作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创造知识。这是两者根本的区别，背后的指挥棒和考核机制完全不一样。
后发追赶国家与先发国家对创新的理解是不完全一样。对于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创新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从0到1的原创，就是“人无我有”。受到技术能力和资源水平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早中期很难做到这一点。怎么办？通过专利授权或合资等方式来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先解决“有无”的问题。
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比如制造圆珠笔笔尖使用的特种钢，中国以前做不出来，要从技术领先的日本进口。中国公司进行技术攻关，达到“人有我有”。在另一些领域，我们要做到“人有我优”。下一步，一些领域进入“人无我有”的境界，开始涉足技术前沿，从0到1进行原始创新。一个发展中国家大体会经历这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进的技术主要从国外引进，现在开始向外源与内生并重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表明我国的技术和研发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无论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还是国产替代，描述的都是技术追赶模式。对于任何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在发展早期一定是从国外获取技术，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当年就是如此。由于自身技术底子弱，用相比来说较低的成本从外部获得先进的技术，避免了前期研发技术当中的很多弯路，而前期技术研发的风险大，代价（金钱、时间）高。中国经济用几十年走完了别人上百年走过的道路，从技术角度来解释，就是走的弯路少、花的时间少。
我国先进的技术来源的变化，有一部分原因是被“卡脖子”导致的，更重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以后，国外竞争者不愿再提供专利授权。对于商业领域竞争中的不授权、不合作，和来自政治上的考虑要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内需求和产业体系升级，为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我们有能力自主开发一些先进适用技术。
当前，支撑我国从追赶迈向创新前沿的科学技术基础更坚实。总的来看，我们还在追赶进程当中，但已经处于追赶的后半程，部分领域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前沿。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经合组织成员中等水准，接近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随着GDP增长，我国的研发投入规模将会不断扩张。
在讲述我国的发展成就时，有一点往往被忽视，那就是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贡献。有人说，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技术创新，只有引进和模仿，所以科技和创新没发挥啥作业。事实并非如此。以拉美现象为例，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曾经历快速地增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此之后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保持在1%左右，其他几个拉美国家也存在此现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较低，说明这一个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积累少。研发投入会带来科技成果，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投资，因为人是知识的载体。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培养出一批本土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当外资企业进入时，就会面临本土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如果科技投入不足伴随着教育投入不足，劳动者技能固化就更严重。在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时，这些国家的企业很难获得新知识和新技术由此产生新产品，导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难以升级。如果不解决这一个问题，就难以走向创新发展的道路。尽管经济也在发展但难以持续增长。
反观中国，之所以能够较好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就是因为比较重视研发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总体来说，中国研发投入增速快于GDP增速，推动技术不断提升。主要投入哪里？人力资本，很多科技人才为企业所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更加重视科技进步，这也是解释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因素之一。
国外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评价很高，总体认为中国处于第一梯队或第二梯队的头部，对此我们要客观判断。这些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进展非常迅速，相当一部分领域和产业中的技术，已经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少数领域的技术位居世界前沿。但工业“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基础性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差距仍然不小。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还有较大差距。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体系的源头，而中国从现实出发的基础性研究其实不少是技术当中的基础性、原理性问题。有些问题，发达国家的企业是清楚的但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要研究这些技术中的基础性问题。
先行国家都有强大的科学体系。在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的出现得益于上百年的铺垫。基础研究很重要，但要注意的是，科学技术强不一定经济就强，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而创新就是把科学变成财富的主要转换器，什么会促进创新呢？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包括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和特殊的制度安排。
国家对于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视，在整个研发投入中，拨给基础研究的资金越来越多。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来说，“真研究”和“研究真问题”是最大的两个问题。相对而言，“真研究”往往更具有基础性。为什么不“真研究”呢？背后的指挥棒是一个问题。科技评价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些年我国科研机构的综合实力有了明显进步。“自然指数”（Nature Index）的全球排名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领域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是前十名中涨幅最大的国家，目前已有4家中国机构位居全球10强。另外，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水平持续提升。从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之一的“QS世界大学排名”来看，2012—2022年，我国进入前100位的高校从2所增至6所，头部高校的排名也大幅攀升。同时，中国（不含港澳台）有18所大学的研究影响力跻身世界前100名，仅次于美国（22所）。
过去几十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越来越多，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有很多中心节点，包括主要发表中心和主要合作中心，发达国家基本上兼具发表数量和合作地位的“双中心”地位，而我国在多个领域均未成为“全球合作中心”。我们要与更有能力和更前沿的科学家合作，创造出更有价值的知识成果。
根据熊彼特增长理论和其他一些理论，前沿国家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就是不断创造新技术和应用新技术来实现增长，其增长趋势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和创新周期的影响就大。追赶国家靠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实现增长，所以增长的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相对低，即所谓后发优势。追赶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好这种优势，就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追赶。
追赶国家实现增长有几个途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先进技术，促进先进技术在生产部门的应用。另外，还有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要素配置效率影响整个经济增长，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和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性密切相关。只要不阻碍劳动、资本这些要素自由流动，从理论来说，配置效率就会比较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市场不完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比较慢，低效率企业的市场出清也比较慢。日本也存在这个现象，这是导致日本30年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关于日本的研究比较多，从创新角度来看，日本的创新步伐总体而言放缓了。这个问题不仅在日本存在，在欧洲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研究发现，日本新企业的技术生成是缓慢的，老企业的退出也是缓慢的。日本研究开发投入GDP比重非常高，科学和技术都很强，但创新活力相对不足。欧洲国家也开始面临这样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竞争力具有了更好的基础。与几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基础、产业基础和消费能力都不可同日而语。应该说目前的条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对此我们要有信心。中国从追赶迈向前沿的后半程，技术来源和动力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已经处于前沿。我们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优势，比如持续扩大的研发规模优势，难以替代的低成本科研优势，科技基础设施优势，数字新基建优势，企业创新的快速学习能力和迭代优势，部分重点领域迈入全球第一梯队的技术和平台优势，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研发门类较齐全，制造业集群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等等。由此引发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担心和焦虑。
我们现在靠创新驱动的推进前沿的增长正在变多，靠吸收外部先进技术实现追赶的增长仍然发挥作用。一是我们已经且将会看到很多曾在发达国家经历而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创新现象；二是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去工业化而淡化那些在我国可能成为优势的创新现象。
从产业发展看，对高端、基础和前沿技术的需求明显增长且将持续。像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光刻机等，这些东西中国以前也不需要，一些成熟制程的设备和芯片对中国来说够了。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需要一些先进制程的集成电路，一些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企业有能力加工和组装更先进的元器件和材料。需求的升级必然带动企业对于先进技术需求的增长，但是从根上说，科技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科技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也有和科学水平相适应的一面。在企业只会做袜子的时候，不会对光刻机有需求，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发展阶段。经济和科技两方面相互影响。
从横向创新来看，产业多样化是一个重要源泉，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大而全”的制造业体系需要解决重复和低水平的问题，但是也为发生技术创新的“化学反应”提供了更多可能。比亚迪在制造电动汽车过程中的滤清器生产技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于生产口罩，这就是所说的横向创新。很多的知识原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没有进行研发投入，没有转化成另一种产品，但一旦有机会，就会横向出现很多不可预知的新事物。
还有一个是纵向创新，即前序产业发展为后续创新提供了条件。这种基于制造能力拓展新赛道、新优势的可能性更大。举个例子，镓基是一种金属材料，最早应用于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2000年，中国LED产业开始起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在世界上已经具有竞争力，相应的技术也发展起来了。后来发现，镓基芯片不仅可以用于半导体集成电路，在其他一些产品当中也能应用。在中国集成电路领域被“卡脖子”的困境中，镓基很可能成为中国获得的一个有特色优势的产品。中国如果前期不生产半导体照明产品，后面这条创新之路就出不来，其实就是指技术的积累性。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推动这样的技术进步呢？因为产业门类太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有一些产业确实存在劣势，但在某些特定领域具有优势，可以越做越专，越做越精。作为大国，我们具有这样的产业优势，可以容纳足够多的产业门类进行生产，孕育足够多创新的可能，所以产业多样性是很重要的。
创新像生态系统一样具有自主性，很难对它进行设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场景有，但经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从互联网到传感器、雷达，都是“无心插柳”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作为开拓前沿、提高生产率、创造财富的主体能力更强，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同时更加分化。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占全社会的60%，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一直在76%以上，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全社会研发人员的近80%。从2016至2021年，设立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从6.4万家增长到12万余家。
在任何一个国家，创新主体都呈金字塔分布，最具有创新力的少数企业位于塔尖，最多的还是位于底部的企业。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40%的企业没有任何创新，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位于塔腰的是一些跟随性企业，有创新能力但不强。近些年中国企业到达塔尖的越来越多，竞争力越来越强，这是非常好的趋势。虽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在新兴领域比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中国企业都在迅速成长。中国的问题在于底座太大，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企业变成创新型企业。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2021年我国实现创新的规模以上大中小型企业数量合计近37万家，与美国（37.2万家）和欧盟（35.9万家）基本持平，高于日本（12.0万家）、德国（10.3万家）。我国创新企业是日本和德国的3～4倍，而创新能力没有超过它们，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后备军规模很大。如果我们提升创新能力，让中国企业有更多动机通过创新来盈利，那么这个群体就会扩大，中国的竞争力就会提升，经济就会更好地发展。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在抢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如果只分蛋糕却不做大蛋糕，或者做大蛋糕的速度赶不上分蛋糕的速度，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因此，中国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意义，并不只是有利于自身发展，还在于为全球创造更多的机会和财富，开启更多的科技新赛道和产业新赛道。中国要作为全球推动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者，这不是唱高调。中国必然要提高自己的科技能力、创新能力，为增加人类的知识和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创投市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创新是把科技变成财富的转换器，而创业投资或者风险投资是创新活动的加速器，离开了它，一个国家的创新型创业难以发展。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为什么创新绩效的差别那么大呢？一个重要的差别就在于资本市场，也就是创投，日本和德国都缺乏发达的创投行业和资本市场。我国创投资本以每年约占全社会融资总额3%的体量，投资了近17万家未上市中小企业，形成了超10万亿元的股权资本金。注册制改革以来，近九成的科创板企业和六成的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了创投支持。中国不少数字经济领域的平台企业在早期都得到创投资金的支持。这就是创投的作用，它敢于冒险，能够发现好苗子并让它长起来，而银行系统的间接融资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创业投资市场，位于第三名的英国和第四名的印度，跟我们差距都很大。创投代表了一个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高成长企业、独角兽都是创投市场培育的，所以创投市场至关重要。
熊彼特把它称为“创造性破坏”，但“创造性破坏”也是“创造性创造”，根本上还是“创造性创造”促进了增长，“创造性破坏”促进了那些不愿创新的老企业和组织的退出，从而不断提高一个经济体运行的效果，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经济体只有持续且大量涌现新生力量，才能捕捉新的技术发展机遇。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完善支持创新的制度需要不断推进。
教育是育人，处于创新和科技的上游，具有基础性作用。创新和科技都要靠人去做，比如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总体来说，我国人力资本质量明显提升。按照经合组织与欧盟统计局界定的“科技人力资源”标准，2018年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187万）领先于美国（143万）、日本（68万）、德国（43万）和印度（34万）。我国理工专业（STEM）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规模约为美国的3倍、英国和德国的9倍、日本的12倍。从顶尖科学技术人才看，中国近年来的追赶迅速。2020年，在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公布的全球超6 000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我国占比居全球第二。海外优秀人才加速回流。我国每年新增海归人数已由2012年的27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超58万人，近三年增速均超两位数。规模庞大且量和质稳步提高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为中国获得竞争新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重大科学突破往往由极少数顶尖科学家推动实现，目前仍是我国的短板。在Guide2Research发布的2020年全球前1 000位计算机科学和电子领域顶级科学家排名中，美国多达616人，我国只有22人。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世界竞争力中心发布的2023年世界人才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为56.28，世界排名为41。在其发布的2023年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中，人才被列为知识方面的子指标，依据“人才”指标，中国的世界排名为14。创新型人才是稀缺资源，颠覆性、引领型、创新型科学家和企业家尤其稀缺。为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提供基础和战略支撑，需要一体推进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二是加强拔尖人才培养，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三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改进办学模式，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四是完善符合创新规律的人才管理机制。
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并不矛盾。我们要树立一种理念，就是勇于创造性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这些事不仅要自己干，还要和别人合作。中国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开放创新制度仍需完善。
总的来看，我们国家科技创新正在从量的积累驶向质的转变。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GII）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成为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欧盟在2020年发布的《欧洲创新记分牌》，首次将中国列入“创新强劲型国家”行列。中国创新正在累积性进步中发生结构性变革，创新驱动的增长源泉正在孕育之中。这一发展势头需要在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下大力巩固。
为什么要区分科学、技术、创新？因为技术成功不等于产品成功，不等于商业可行，不等于市场成功。所以，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并不一定产生有效率的创新成果。政府在科学技术创新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更早时期，很多国家是支持产品技术研究开发的。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的作用越来越转向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政府在促进公平竞争和创造公共品之间进行平衡。
新产业的形成，从技术萌芽到商业化，大多经历了数十年的孕育期。我国正在形成更多先发优势的过程中，新技术成熟可能比预期长得多，但取得商业突破的时间有可能比预料中快得多。先发试错往往与技术领先地位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其间，企业和产业往往几经失败，但在试错中掌握了核心技术和优势。这种先发试错往往发生在极少数国家，美国是主要发源地。中国在新能源半程介入，后发先至。面向前沿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变大，所以我们要树立“鼓励试错”“宽容失败”的前沿创新理念。
科技成果走向市场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技术成熟不等于市场成功，技术路线的成功，是企业在竞争中选择出来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本质是在试错中发展，是从永远进行的优胜劣汰中发现什么是好的、更好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让企业在竞争中试错择优。科学重大发现和技术革命性突破大多难以准确预测，很难依靠事先规划确定。更好地发挥企业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激发创新动力和活力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和市场准入方面。发挥市场在技术路线、企业进退、产业方向等方面选择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生态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
制造业领域的创新是最丰富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创新，对于解决就业、促进增长、提升效率和需求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从追赶迈向前沿，要更加注重培养多样化的创新生态。新产业的生成与传统产业的升级难以截然区分。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都需要，总的来说，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创新驱动不是孤立战略，而是与完善法治、深化改革、转变职能紧密联系的，是全面改革的一部分。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减负、铺路，使创新者真正获益。总的来说，我们拥有更好的发展基础，是在新的更高起点上迎接新技术变革，有条件实现新的更好的发展。在发展中遇到问题是正常的，要抱着开放心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培养有利于创新发展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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